台灣民商法規，早被譏為是幫財團大商量身打造的，民法利率上限即為一例。法律必須與時推移，適時修正，而修法必須從原條文立法之背景、社會責任，與合目的之公正性，配合現況修改。

利率上限百分之廿，是民國十八年制訂的，當時合法銀行、錢莊，存款利率約百分之十，故約定利率上限訂為兩倍，百分之廿。遷台後，公定存款利率約百分之十左右，也維持了約三、四十年，所以繼續適用。

但近廿年來，銀行存款利率低到二趴，原上限利率規定顯不合理，理應降低。比電影「看見台灣」對台灣環境破壞旁白：「很多人沒看見，或看見裝沒看見」更過分的，是政商勾結者發現這不合理漏洞，帶來的投機暴利，掀起台灣「卡債流行」，產生「卡奴族群」。

金融業存款利率，代表貨幣的效益能量，所以原民法訂立時，貨幣效益能量為百分之十，超過兩倍即不允許，是考慮借貸者借這筆錢，能否既度過缺錢難關，也能合理償還。如今貨幣效益能量只有百分之二，卡債利益均在百分之十九上下，讓借債者背負九倍半的貨幣能量，若無家人協助攤還，當然喘不過氣來。這也是台灣有數以百萬卡奴的原因，固然有部分是故意不還，但多數是在不合理利率下，承擔不起。

更嚴重的是，卡奴多是經濟能力薄弱，社會經驗不足的年輕人，當他們工作扣除開銷，就得還債，行為動機降低；還了舊利，又添新利；其成就動機喪失；年輕人動機衰退，會影響國家社會機能衰退。

主張修法會導致部分民眾，轉至地下錢莊借錢，則是自欺欺人。利率上限降低，重利罪門檻也相對降低，它的利率必也會降低，至於地下錢莊以非法手段討債，那是司法單位責任，豈可作為不降理由。

兩黨領導者都是法律菁英，對於法律的歷史性、社會性、目的性、功能性，均應有認知，最高利率上限不但必須降，還應大降才合理，這不止是搶救卡奴，也是搶救年輕人的生存機能，社會的公平正義。